【石佳音】台独文革的号角──「台湾岛史」的真面目

From 石佳音两岸远望 2019-04-06

*作者石佳音，为远望杂志社总编辑、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5年11月号；总326期）。原标题为〈「台湾岛史」的真面目〉。

乔治 ‧ 欧威尔在其名著《一九八四》中写了一句「党」的口号：「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所谓「现在」就是政权，而「过去」是指历史诠释权。回顾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去中国化」工程，首先就是掌握「现在」（李登辉接掌"总统"及国民党党主席），然后进而掌握「过去」（「教改」），以便最终掌握「未来」（走向"台独"或独台）。因此，如何解释历史（台湾史），始终是台湾社会意识型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战场。

1990年6月，曹永和发表了〈台湾史研究的另一个途径─「台湾岛史」概念〉。这个「概念」，由于可被「去中国化」所用，逐渐成为台湾史学界的「典范」（paradigm），由此衍生的「同心圆史观」更主导了「教改」和中小学历史、社会科的教科书撰写。这个当初只是「另一个」途径的史观，随着「去中国化」而逐渐取得政治正确性，最后演变成「唯一的」正确途径。马英九政府仅仅按照宪法的「一中」原则对高中课纲进行文字「微调」，而不敢触及关键的「同心圆史观」，竟引起激烈抗争，还出现某学生为了这场「革命」殴打自己父亲，甚至有人「死谏」！我们若不彻底检讨这个「台湾岛史」史观，未来在台湾内部和两岸之间还会爆发更多的冲突。

对于曹永和的「台湾岛史」，可分为以下三点来检讨：

首先，曹永和主张从以「人」为历史叙事的主体，改变为以「地」为叙事主体。他认为「历史是由人、时间、空间三个因素互动、交织形成的结构、事态和事件」，然后他在这三个因素中特别突出「空间」因素，提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历史舞台，在这舞台上，有各种人物于不同时间出来扮演与消逝。…然而演员消逝后舞台仍然存在。」于是他主张将历史研究的主体「由原本的特定族群调整为土地」，也就是把「台湾岛」这个自然地理区域（「舞台」）当作历史研究的主体，「凡是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所有族群」，都是他「在研究上的终极关怀」。所以，「台湾岛史」的第一要义，就是以「空间」取代「人」、以「舞台」取代「演员」，作为历史叙事的主体。藉此，曹永和想使台湾史研究「超越政治史的限制，跳脱国家单位的范围，而朝人民的、区域的历史去发展」。

曹永和自认为他这个观点取法自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他所用的词汇「结构、事态和事件」，便是引自该学派大师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名著《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以下简称《地中海史》）序言中所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布劳岱尔认为：历史上的「时间」可以分为「短时段」（事件，个人时间）、「中时段」（局势/事态，社会时间）和「长时段」（结构，地理时间），并主张历史学家必须藉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真相。

布劳岱尔在《地中海史》中，透过「长时段」的观点，发现环地中海区域的各个国家、民族间彼此密切互动，因此必须将此地理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的「地中海世界」，才能适切解释十六世纪后半期，亦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期（1556-1598）的历史。换言之，他之所以超越西班牙的国界、跨越欧亚非的洲界（但又不是空泛的「全球」），选择了「地中海世界」这个空间单位为作为历史叙事之范围，并非恣意而为，而是他作为史家，为理解当时的历史时空结构之必要选择。所以，历史学家所选择的「舞台」大小，要看因地理因素决定的长期间彼此密切相关的「演员」范围而定。换言之，年鉴学派的历史叙事还是以「人群」（演员）为主体（主角），只是这个「人群」的空间范围（舞台）要在长时段中观察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具体互动，根据历史「结构」而定。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空间单位的范围）要在人的活动中显现，而不是直接以地理区域作为主体，然后切割出要观察的人群范围。总之，历史终究不同于地质学，还是要以「人」为叙事主体和对象：「演员」演的长时段大戏（即历史叙事的结构内容）决定「舞台」的范围，而不是研究者任意选择的「舞台」决定「演员」和「戏」。

对于历史学的性质与对象，年鉴学派的开山老祖早已开宗明义。费弗尔（Lucien Febvre）说：「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并说：「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布洛克（Marc Bloch）更指出：「历史的对象原本就是人（man）」，而且与其使用表达抽象观念的单数形，毋宁说是复数形的「多数的人」（men）。他说：「历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这些人。…好的历史学家就像童话里的巨人，他知道无论哪儿，只要他嗅到人肉的气味，猎物（按：即历史研究的对象）就在那里。」所以，对年鉴学派而言，历史学就是研究在过去时间中具体的人群（复数）的科学。因此，从年鉴学派的观点看来，以台湾岛（地理区域）做为历史叙事主体，如同以「舞台」（而非「演员」）作为戏（剧本）的主角，这是很荒谬的。

其次，台湾岛上来往的人群虽然包含欧洲人，但与此岛相关的主要人群互动空间范围还是相当于传统中国的「『天下』世界」（以东亚为中心，外扩至中亚、东南亚、南亚）。如果只因欧洲人短期、局部占领过台湾岛，便否定了作为长时段台湾史背景的「天下世界」，那么曹永和实际上违反了自己「反对以统治者为立场」的主张（见后）。并且，葡萄牙、西班牙在十五世纪就已经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这也是为何欧洲人会在十六世纪来到台湾），布劳岱尔是否也应该否定十六世纪后半的「地中海世界」这个空间单位，而去写一部「伊比利半岛史」，并以「全球史观」将该半岛放在世界史的脉络中加以探考？所以，曹永和以地理单位作为历史叙事主体，并选择「以台湾岛作为独立的舞台」，是违反年鉴学派的史观及方法的。

其实，曹永和不以「天下世界」这个相当于「地中海世界」的大舞台为空间范围，却硬性切割出一个台湾岛作为「独立的历史舞台」，并以此人为切割出来的「舞台」作为历史叙事主体（即戏的「主角」），这根本是一个政治的选择。他的目的，是借着将「台湾史」写成「台湾岛史」，要台湾人认同这个岛（地理区域），而不是文化传承或共同历史，以此塑造台湾（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主体意识。曹永和说：「过去清朝的…祖籍认同，或血缘社会、地缘社会，大概是世界共同的倾向。现在的倾向是对于生活认同的生命共同体。如美国有各国各地来的移民，其认同不是族群，是对于自由民主生活的认同。台湾的各族群也应是生活于台湾、根植于台湾，有认同在台湾建立自由民主的生活，融合为生命共同体之必要。」这就是他提出「台湾岛史」的政治意图。

但是，如果历史「舞台」可以如此按照政治意图恣意切割，那么澎湖人也可以提出一个「澎湖群岛史」或「马公岛史」（我们还可以设想无人居住的「花瓶屿史」），然后「客观」叙述从古到今在该地生活或往来过的「多元族群」历史。这样的历史叙事，就像一部只针对舞台一角的摄影机，只记录下进入镜头的演员（最多依稀听得到入镜前后的对白），却希望观众看得懂整出戏。

确实，曹永和也说过要「以台湾岛上『人民的历史』作观点去探究」，或「以岛上人群作为研究主体」，但他的重点在「岛上」，而不是「人民」或「人群」。所以，这些「人民」或「人群」在岛外的活动或与其他地区人民的关系，就只是整出戏的外围「脉络」，而不是戏的本身。

曹永和的「台湾岛史」，由杜正胜具体化为「同心圆史观」，再落实于现在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结果除了青年学子不假思索地认同「台湾岛」外，实际上使台湾史（以及作为台湾圆心之外环的中国史）变得难以理解，使学生不易培养对历史问题（通常就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分析能力。

「台湾岛史」的第二项主张，是从汉人中心主义，改为多元族群观点；从政权（统治者）的立场，改为人民的立场。曹永和认为「多元的族群关系与频繁的政权交替，形塑了台湾史复杂的有机内涵，但也导致「汉人中心主义褊狭的族群观」，并使台湾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缺乏连惯性。因此他主张摆脱「汉人中心主义」，改采「多元的族群视野」，平等看待所有在台湾岛上生活过的族群，并且强调在政权更迭背后的社会经济的延续性。

对于台湾史上存在的多元族群，曹永和宣称：「凡是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过的所有族群」，都是他「在研究上的终极关怀」。这些族群虽然文化不同，但他认为「文化价值观，其心性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别，如有只是自我中心的种族优劣的偏见」。这个观点混淆了历史研究和对是非的判断。布洛克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因此如果多元族群是历史的事实，那么当然研究者不会回避或忽视它。但是在研究之外，文化价值观当然还是有优劣高低之别的。否则我们就必须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类本身就是「自我中心的种族优劣的偏见」的文化价值观，与天下主义、世界主义一视同仁。如此，则曹永和反对「自我中心的种族优劣的偏见」的态度，就是把「文化价值观」分出优劣高低，于是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种族优劣的偏见」，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族群多元存在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对族群关系（尤其是其间的结构性冲突关系）的是非，不可能不做道德上的判断。否则，从乙未割台之役至雾社事件，再至被动员征召参加日本对外侵略作战而死难的所有汉人和原住民，难道都是死于一场误会？

事实上，曹永和在1998年曾公开说他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他太太的兄长被征召当军医而死在南洋），并谴责日本人利用「高砂义勇队」参战而造成原住民文化传承的断裂，这表示他根本知道这种结构性的族群关系（尤其是殖民统治者与被被殖民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是非的，怎么可能一概「客观」视之？

曹永和推崇备至的年鉴学派两位开山老祖之一的布洛克是犹太人。信奉极端「自我中心的种族优劣的偏见」的纳粹德国在1940年攻陷巴黎，布洛克便避居维希政权辖区。1942年时，他拒绝了维希政府让他流亡国外的安排，选择投入抵抗运动，而后在1944年3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历尽折磨之后于6月中旬被枪杀。显然，年鉴学派的大师们若活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不会对日本殖民统治作壁上观。

所以，历史研究者在研究上以理解为目的，既不能因自己的价值选择而扭曲对历史结构的观察与分析，也不能假借「客观」来掩饰或回避自己该做的价值判断。但曹永和以反对「汉人中心主义褊狭的族群观」为理由，否定了台湾主体族群（汉人）的文化传承的价值，于是回避了对中日两大民族之间超过一世纪的矛盾冲突（包括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做出是非对错的判断。实质上，这种表面上的「公正」、「客观」就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脱罪，是站在日本殖民政权（特定统治者）的立场，而反对中华民国政府（另一个统治者）光复台湾的立场。于是，信奉这种史观的人，对于违反人性尊严的殖民统治（这是赤裸裸的「自我中心的种族优劣的偏见」），也可以假装客观，称为「日治」，还大肆美化日本的殖民地建设。以这样的史观编写出来的教科书，只会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价值相对主义者和道德虚无主义者。

「台湾岛史」的第三个主张，是将「台湾岛」置于「世界史」的脉络中。曹永和说：他在1979年出版《台湾早期历史研究》时，是「以汉人开发台湾的过程作为问题的核心」，将台湾史「置于汉人移动的脉络下」进行。后来因「本土化思潮」的冲击，使他的史观产生重大调整。但他「调整」后提出的「台湾岛史」概念，一方面为建立台湾主体认同服务，另一方面又主张「尽量扩大领域、视野，不要局限在某单一的观点上，要架构出结构性（structural）、总体性（total）、全球性（global）的史观来」。

但是，台湾史在结构上不可能自成单元，而是处于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世界」的大结构中。这一点，不仅在鸦片战争以前是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日渐强盛之后，更可看出其长时段的结构性所在。日本从十九世纪后半开始挑战中国领导的天下秩序，如今看来也只是插曲一段。并且，即使我们可以在「全球」层次上分析「世界结构」（如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所为），但不代表区域性的次级结构就不存在或不重要。事实上，布劳岱尔为法国中学生撰写的世界史教科书《文明史纲》，就是以一个个「文明」（civilizations）而不是以不同的「时代」作为分析单位进行叙述的。

因此，不论从分析方法上或道德价值上言，摆脱「汉人中心主义」的正途就是回归主张多元族群和合共存的「天下秩序」观，而且「本土化」也不应等于「去中国化」。但曹永和借口否定「汉人中心」而否定了「天下秩序」观，直接跳到「全球史观」，实际上发挥了「使本土化等同于去中国化」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台独派如此热烈拥抱曹永和的史观，甚至意图使「台湾岛史」再度成为（曹永和所反对的）「单一的观点」。

曹永和的「台湾岛史」只是在表面上模仿年鉴学派，实际上南辕北辙。其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年鉴学派的大师们的研究目的在了解历史结构，但曹永和的史观却另有其政治目的：打造台湾主体意识。为了这个非学术性的目的，曹永和才「调整」出这个「台湾岛史」概念，并立即被"台独"奉为圭臬。台湾史研究在这个不以「了解」为目的的「史观」指导下，成为台独政治运动的一环，从而使了解台湾历史结构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史观，已成台湾中小学教科书的指导性观点，并且塑造了台湾年轻世代的主观国族认同，以及根据国族认同而认定的「客观历史知识」，于是使年轻世代越来越倾向于以「政治正确」取代历史真相。并且，由于这个史观以「客观」为名，提倡价值相对主义，更使台湾年轻人日益倾向道德虚无主义。跟「台湾岛史」在同一年问世的广告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几乎已成台湾年轻世代的「座右铭」。这就是台独发起的「台式文革」：以「政治正确」取代一切真理真相、公是公非。这种「无道德」（而不是简单的「不道德」）心理倾向的极端产物，就是在台北捷运上残杀无怨无仇陌生人，而后无愧无悔的90后青年郑捷。

如欧威尔所言，「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明（2016）年，民进党即将再度掌握台湾的「现在」。去（2015）年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运动和今年占领教育部长办公室的反课纲运动，都预示着「台式文革」的高潮正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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